青年学者、沈从文研究专家、北大博士后裴春芳老师受崔琦老师邀请来到我校进行授课，向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中文1601班的同学们讲述她关于沈从文的研究和周作人日伪时期活动的研究。
2017年12月13日，裴老师在课程开头先和我们讲了讲沈从文乡村抒情想象类作品的代表作《边城》，这部作品对中国古典诗词意境的化用，其中的画意，对唐传奇小说形式和美妙温润情味的延续，使其温润如玉地出现在三十年代中期的中国。而后老师又提起了沈从文的都市讽刺写实类作品的代表作《八骏图》，把该作品同《边城》作对比，老师还向我们解释了沈从文所声称的“乡下人”究竟代表何意，同学们获益良多。
接下来老师讲述了关于沈从文新被发现的作品《看虹录》和《摘星录》。其中的内容，为我们了解沈从文的生活带来了不少线索。老师建议我们多去阅读原始报刊，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文学发生的初始时空及不同作家作品间的互文关系，这些都对理解作家作品意蕴有指引作用。
12月25日，裴老师为我们讲授了有关周作人的研究。周作人是京派文学的开创者，“五四时期的斗士”、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期寻求文学独立性与自主性的“隐士派”，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这样的文人为何在日本占领北平后依然选择留在那里而没有随胡适、闻一多等人南下，甚至在后来成为日本高级官员，华北“文奸”（亦称文化汉奸）的代表呢？裴老师以当时周作人的一些作品为线索向我们展示了原因。
她认为周作人在1939年1月1日的北京八道湾寓所被刺事件之前就已经有投日倾向了。1938年2月5日，周作人出席了日伪政府召开的旨在于中国占领区重编教科书以实现文化统治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会议决定编好的教科书都交给周作人审查，这些教科书是用于普及日本文化，以及削弱占领区人民对中国文化的自豪感、认同感的，一旦教科书普及，用不了几年，当地人民可能真的会逐渐放弃抵抗，认为自己是“日本人”了，这是比武力征服更可怕，更具危害性的。
至于周作人投日的原因，或许在于他对日本、日本人带有一定的幻想。在他看来，日本的衣食住行都与中国相似，且更加简洁，日本人也比较亲切（他的妻子是日本人，且他有很多日本朋友），而中国人具有“劣根性”，中国在日本的铁蹄下是必然灭亡的。侵华战争就如同元、清时期的朝代更替一般，是以不如早点投降，还可以安稳度日。他是这样想的，而他确实也这样做了。但是他也没有在成为日伪政权官员后无底线地为日本做事，尤其是四十年代日伪政权为稳固统治变本加厉以后，作品《汉文学的传统》中的语言更加官方，用词更加谨慎，文学性也没有他过去的那么高了。他在四十年代甚至发表了《日本之再认识》，表示自己对日本确实不了解，决意以后不再写和日本有关的文章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留在了中国，于1968年离世。
老师讲完后，同学们对部分内容提出疑问，裴老师一一解答，最终在掌声中结束讲座。